十倍配资平台 家书中的李可染:我不依靠什么天才,我是困而知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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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艺术需要无止境的时间和力量来培养,何况我又是一个身体不好事情颇多的人。为了这个缘故,我平常极少写信,这事使我的亲人朋友都在怪我。实际我对一些亲人朋友常常都在记挂之中。”
在给女儿李玉琴的信里,艺术家李可染展现了柔软的一面:面对病痛的愁苦;面对正在攀登的艺术高峰,时不我待的紧迫感;面对亲友,记挂在心但又满怀愧疚的心情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,李可染正在直面改革水墨画的世纪命题,与此同时,他的人生也随着时代的波涛而起伏。这一时期,他给子女写了很多信。这些书信经历数十年的岁月被保存了下来,当艺术史研究者丛涛读到这些,他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解读艺术家作品的密码,一个新的展览在他脑海中成型。
丛涛相信,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,文字资料与绘画作品同样重要。“艺术毕竟是视觉对象,它能传达的东西是有限的。艺术最后还要回到人身上,其实都是对人的理解。而从这些文字里,从这些边边角角的材料中,最容易看到一个人的真性情。”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,保存和发掘这些文献资料,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,“像李可染这样的近现代艺术家,在他们的家属那里,其实保留着很多书信、文献。这些都属于私人物品,如果没有系统的整理、深入的研究,就不能转化成公共知识并被进一步研究。我们做历史的很清楚,如果不通过展览、出版进入公共领域,它们或早或晚一定会消失。”
“濡染家风:李可染家书中的艺术与人生”于5月30日至7月26日在上海国际信托外滩111艺术空间举行。展览以艺术家写给子女的家书为主线,结合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,勾连起他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创作,展出的作品、信札、手稿、照片等文献资料,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向公众呈现。
“对于子女来说,他就是一个父亲,通过家信,大家可以看到他也会烦恼,也会有压力,也会絮絮叨叨。”在展览的开幕现场,孙女李冬梅这样描述家人眼中的李可染。或许对于家人来说,相比价值连城的画作,艺术家留下的记忆更加弥足珍贵。对于公众来说,或许同样如此。
从徐州到上海
“100多年前,我的曾外祖父苏少卿和祖父李可染不约而同地离开家乡徐州,来到上海。苏少卿加入了上海最早的文明戏社团开明社,李可染则投入上海美专求学。他们曾经在上海的居所——金陵东路笃行里,距离我们今天的展览地点不到1.5公里。”在展览开幕式上,李可染孙女苏蔓薏娓娓道来,让现场观众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
李可染1907年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。少年时期的李可染,无拘无束地流连于民间游艺场所,酷爱戏曲和绘画。他16岁进入上海美专学习,22岁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。在杭州,他加入了鲁迅支持的青年美术团体“一八艺社”,成为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艺术青年。
在上海美专学习期间,李可染结识了担任兼课教师的苏少卿,后者是戏曲评论家、著名的京剧票友。回到徐州以后,李可染积极参加苏少卿组织的京剧票友活动,由此认识了他的女儿苏娥。苏娥同样是能戏擅画,共同的志趣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。1931年,二人在西湖成婚,并在徐州度过了六七年的幸福时光。
展览前半部分的核心位置,复现了徐州李可染旧居的书房,令观众沉浸于艺术家早年的生活氛围中。墙上悬挂着艺术家与家人的照片,也有苏娥的画作。苏娥曾在新华艺专学习,她的一幅静物花卉水彩画正对着书桌,令整个“书房”洋溢着娴静淡雅的气息。围绕着这个小小的空间,还有李可染的生平、子女的回忆,扫描展墙上的二维码,能听到家人录下的作品语音导览。
李可染的长子李玉双在徐州老家待的时间最长,在他的记忆里,奶奶是个有智慧的女人。她虽然没有读过书,但喜欢听戏——徐州梆子、拉魂腔。她会剪纸、做鞋衲底,从中展现出来的创造力,就像是一个民间艺术家。她也会带着李可染看戏,鼓励他画画。
“这其实一点不逊色于我们今天的理念。”丛涛对于李可染母亲的教育方式深有感触,“我们今天觉得要给孩子好的教育,要多补习功课,家庭给李可染的教育特别简单,就是尊重你的天性,鼓励你为了自己的爱好去付出。这种最朴素的东西其实最重要。”
苏娥因结婚生子中断了学业。1937年,她想继续求学,带着子女回到了上海,也与久别的父母重逢。《归途》是她记录这段旅程的手稿,从中我们读到一位民国知识女性敏感、细腻的内心世界,也更真切地认识了李可染口中这位“唇红齿白、亭亭玉立”的女子。
“汽笛一响,我们说了声再会,火车就慢慢地蠕动了。玉琴说,爸爸不去吗?”
“玉琴也不愿下来,只是坐在我的身上,她问我‘妈妈上哪去’,我说‘到外奶奶家去’。唉我的母亲呢。母亲呀,你现在是怎样了?”
“火车啊,为什么今天你走得这样慢呢?”
不久之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李可染到上海与妻儿道别。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,他决定前往武汉,为抗战宣传出力。随着战局的进展,他辗转武汉、长沙、桂林、重庆,沿路创作了200多幅抗日宣传画激励民众。在另一边,日寇占领下的上海,苏少卿一家生活艰难。苏娥于1938年8月因伤寒去世,年仅29岁。远隔千山万水的李可染在一年多之后才得知苏娥的死讯,恸泪遥洒,从此得了严重的失眠、高血压。为表达国仇家恨,他创作了宣传画《是谁破坏了你快乐的家园?》。
舐犊情深
在儿女心中,李可染一直是“伟大的父亲”形象。1950年代,李可染决意变革中国画,为此走遍山川湖海。这一时期,他的子女们正在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年月,他们也随父亲的艺术变革之路成长,这段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因为身处不同的城市,通信成为后来父亲与子女的主要交流方式,李可染喜欢收到孩子们的来信,他也会给孩子们写长长的回信。
“自你母亲死后,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精神极度愁苦,并且身体也病了(失眠、血压高快廿年了,已成为了我的长期疾病)。同时,经济情况也很困窘,因之对你的生活没有照顾,这是我心里时感愧疚的。其实咱们父女之间是没有任何嫌隙的。那时在你外祖父和大姑姑的信上知道你情况很好,这都使我欢喜。”
在写给玉琴的信中,李可染袒露了自己曾经面临的困窘,也因未能充分尽到父职表达了愧疚。在时局逐渐平稳的当下,他通过书信积极地更新彼此近况,也表达了作为父亲的关切。
“你自幼因环境关系,没能好好读书,这应该说是很遗憾的,现在你既有志于在戏剧艺术上做进一步的学习,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,现在你就可向希望报考的院校要招生简章,准备报名戏剧学院校的大学部某一科系,或考戏曲学院的编导训练班,甚至考其他院校的文科哲学,都随你的志愿。”
李可染的儿女受到父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,也拥有了各自的兴趣爱好。李玉双(玉霜)喜欢绘画,苏玉虎喜欢戏剧,李可染鼓励他们随兴趣发展,就像他的母亲曾经鼓励他那样。玉虎想要考学进修,他表达了全力支持,并提出了具体而实用的意见。
在展墙上,有李可染写给玉双的一幅字:“力戒畏缩因循,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,努力争求进步。”在充满时代特征的表述中,艺术家透露出超越时代的坚持。
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,李可染一度无法画画,但面对正处于求学和立业中的子女,他始终强调要走正路、下苦功,鼓励子女不放弃。这个信念贯穿在他写给子女的书信中,也是他自己面对艺术的态度。
展览现场有一张1959年全家人在北京相聚的照片,在他们背后的墙上,是李可染给四个子女各画的一幅牧牛图,这几幅作品现在依然珍藏在每个人的家中。
“李可染从抗战时期就开始画牛,”丛涛解读了牧牛图之于李可染的多重意义,“一方面是舐犊情深,另一方面是源于乡间经验,还有最重要的一点,牛是中国农业生产里边最重要的劳力,它吃苦耐劳,在李可染看来,牛是一个自我形象的化身。李可染一生在中国画里所下的苦功,以及那种倔强,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,但是要走下去的倔强,其实都跟这个意象有直接关系。”
艺术的新生
李可染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与张仃、罗铭一起背负画具,开启了漫游中国长途写生的旅程。他要将西方“定点写生”的逻辑跟中国画“师造化”的传统结合到一起,从自然当中重新找到中国画创新的可能性。“改造的第一步是什么呢?”丛涛解释道,“找回自己的眼睛和真实的感受,而不是借一个古代人的眼睛去看山。”
在1962年的《兴坪江边》中,他借鉴和吸收了西洋画中对明暗的处理方法,以淡墨积染、留白等方式,描绘出“逆光山水”的效果。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写生之后,李可染又回到书房,重新回到中国画的语言体系里面,将其提炼成自己的高度程式化的语言。1971年,李玉双前往湖北丹江看望父亲李可染,许久没有画画的父亲为儿子亲自示范了一幅《漓江》,父子二人共同加墨完成了作品。在这幅作品中,李可染不再采用居于一隅的取景方法,而是将山与水的映照、山峦之间的穿插组合,以及舟行其间俯仰周览、前顾反瞻的综合效果作整体表达。1973年,同样构图的作品更加简洁凝练,蜿蜒的江水不仅连接了远近不同的山体,也使画面产生出纵深的空间。这样描绘祖国山河的作品,既与时代精神相契合,也与中国传统的诗境遥相呼应。
李玉双与父亲一样走上了艺术的道路,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艺术的理念,父亲会亲自传授儿子作画的技艺,儿子也在很多方面对父亲的创作提供了支持,在他遇到困扰的时候,提供自己的意见。
“从50年代,到70年代、80年代,他经历了起起伏伏、波澜壮阔的人生。忍辱负重的时候也有,殚精竭虑的时候也有,在整个过程中,家人一直都在默默地陪伴他。我觉得,这对老爷子也是很大的一种精神支撑。”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,李冬梅这样表示。
不画画的时候,李可染通过书法磨炼基本功,他自创了“酱当体”,这种字体源于旧时酱园招牌上工匠所写的大字,笔势格局,重如碑拓。展览中穿插着李可染的书法作品,“天道酬勤”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攀登”这些收藏于家人手中的墨宝,既是他对于子女的期许,也是艺术家一生的写照。
这是一个充满细节的展览,展览画册中有更加丰富的内容。“对一个人,你掌握的信息越多,其实你对他的理解就越深刻、准确,”丛涛总结说,“如果只有那些画,没有背后的故事,比如回忆里那些李可染调皮的、聪明的东西,你就没法理解他最后的那句话:我不依靠什么天才,我是困而知之,我是一个苦学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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